2014年3月28日，在深圳大梅沙总部，万科召开股东大会，王石坐在中央。15年前中国前十大房地产企业，如今只剩下两家，一是中海，二是万科。这次股东大会有一项决议，没有引起大家重视，就是项目跟投资制：万科新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该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初始投资份额不超过项目资金峰值的5%。这是什么意思？合伙人制的雏形。

　　从一家国企，到上市公司，从声称只做职业经理人而不追求持有股份，到向合伙人、向老板的转化，这是王石与万科的脚步。

　　别了老东家

　　2000年8月11日8时，王石打开电脑，拨号上网，进入万景网，点击管理论坛，敲出如下字符：

　　昨天(10/08/2000)，深特发公司和万科同时公布，原深特发持有的万科股票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1984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只是1985年因母公司欲强行调万科账号上的800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1999年。记得1988年万科欲进行股份化时，深特发的董事长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1986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断然拒绝。我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同志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地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市委书记还暗示，深特发老总有北京背景。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还是老的姜辣。文件在政府办公厅耽搁了一个多月，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深特发老总的工作，老总才勉强同意。”

　　万科成立后的第16年，2000年，王石终于送走了老东家深特发，迎来了新东家中国华润总公司。此时，王石多年的纠结解了。此时，王石可以不说话，甚至可以表面问候一下老东家。但王石还是开口了，甚至提到非正常离职的深特发老总。王石的嘴，呵呵。

　　有所不为

　　1980年代初，王石到深圳发展，倒卖玉米赚了300万元，之后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万科的前身。1989年初，万科完成股份化改造，募集到2800万元资金，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1324万元。王石放弃了分给他的股份。他说：“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当管理者”

　　1993年在宏观调控前两个月，万科发B股拿回4.5亿元港币。在筹划发B股过程中，一天，一位香港基金经理的一句话惊着了王石：“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在这之前，万科和当时的大多数新兴企业一样，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商贸、工业、房地产、文化四面出击，想闹个综合商社。此时，王石决心走专业化道路，强硬地卖掉了怡宝公司，转让了万科扬声器厂和供电公司，埋下头来盖房子，确立了万科的住宅地产模式。

　　1999年，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40多岁正是干事的年龄，王石却退出了万科的经营核心。他有底气退出，一个现代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已经搭建起来。两年后，33岁的郁亮成为万科第三任总经理。

　　在中国，干企业的就是要多跑动，要在酒桌上大显身手。但王石不屑于此。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惟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给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坐在台上我多少有点尴尬。”

　　于是王石把精神头儿用在登珠峰、玩滑翔伞上。那时王石52岁。刘备当年不玩滑翔伞，而是去种菜，但仍免不了被曹操拉去青梅煮酒论英雄惊吓一番。曹操给刘备办了“双规”。

　　2011年初，王石开始赴美游学，时常孤灯煮面。

　　道歉是妥协

　　但强悍如王石者，也曾恓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他还写道：“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内部慈善的募捐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时，王石是理智的。他明白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对企业和员工的权限。治企业如同治国家。在发达国家，执政精英多为法学背景，他们可能不会种粮食，不懂建大坝，但他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干什么，时刻有权限意识。

　　是年5月18日央视募捐晚会上，日照钢铁老板杜双华举着一块标着3000万元的牌子冲上台说：刚刚老哥儿几个商量了，决定再追加7000万元捐款，凑1个亿。王石显然不喜欢现场办公，他的想法与国际大公司相似：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后，诺基亚中国公司根据预算，第一时间捐出300万元和5000部手机，但诺基亚被网络“铁公鸡”排行榜排到第二。诺基亚中国公司向总部请求加大捐款，这让总部为难。跨国公司一般都有一笔应急资金，灾难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动用这笔钱，但不会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而是持续性地捐款。另外，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款数额，像中国企业一个个举着牌子在台上张扬，这会被认为企业借灾难牟利。按照惯例，企业捐赠情况只会在热乎劲过去后，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

　　所以诺基亚要问：为什么要公开？为什么要做排行榜？

　　王石也是被口水逼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宣布万科在未来3？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注意：万科并没有捐出1亿元，而是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为免再受口水，万科申明，这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

　　当王石被强按下脑袋吞回自己的口水时，他心里一百个不服。果然，2009年8月26日《新京报》刊登了两个整版的王石访谈录，谈及汶川地震万科捐款门事件，王石说，“我没有错，道歉是妥协。”

　　孤独的标杆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的状态。放弃股权，放弃管理权，青涩的尴尬，孤独的标杆。

　　在2009年6月30日北京广渠路15号地段的拍卖中，潘石屹在报出39.4亿时收手放弃，万科在33.1亿时就收手了。

　　2012年传出婚变，王石在微博上回复：“反叛时代不需要偶像，一个切·格瓦拉已足够。”

　　标杆仍然频频开口。在国外游学，王石却盯着国内。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企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对于违反法治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都不说话行吗？应该表明一个态度。”